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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仲呈祥:识途老马 引我前行
作者:仲呈祥 来源:中国艺术报 浏览次数:2710次 更新时间:202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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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底,我惊喜地收到108岁高龄的老革命家、老作家马识途馈赠我的两部新著:《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和《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赶紧拜读,感触良多,受益匪浅,遂电话致谢并请教。接电话的是马老的女儿马万梅。她告知我,马老因体内装有起搏器,只能在座机上通话。于是我另拨通座机,那边便传来慈祥而熟悉的乡音:“小仲呀,好久不见了,真想见面聚聚聊聊、摆摆龙门阵呀!”我向马老简要如实汇报了初读他的《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的肤浅体会,他听后很认真而深沉地说:“我写这些回忆,是向巴金老人学习,讲真话,真真实实地把我知道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人物写出来。历史是一面镜子,要以史为鉴。而历史是活跃于历史中并决定着历史走向的人物创造的,因此,为人物画像、传神、写貌、立传,是我这个同时代人义不容辞之天职。”我表示赞同,并笑道:“您老人家两年前不是说要‘封笔’吗?我就断言您这笔是封不住的!”“使命使然呀!不把自己所知所晓的这些真实的人物写下来,传之后人,死不瞑目!”马老字字铿锵道……

  我由此想起了几年前马老在发表为《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正名写的那篇《少爷·革命者·作家》后,给《光明日报》用苍劲有力的隶书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啊,这不正是马老践行的人生格言吗!

  听万梅大姐说,马老两年前虽曾公开宣布过“封笔”,但写作欲望不止。先是继续在电脑上一句句地敲,眼睛实在受不了,医生警告说不要再用电脑了,于是改成右手用笔写、左手拿放大镜照。马老的信仰、毅力、恒心,真真非凡!他把革命家的初心、人民作家的赤心,都倾注于字里行间。他笔力雄浑,观察敏锐,风格平实深沉,情浓而意真。从鲁迅、郭沫若、周扬、巴金、冰心、阳翰笙、张光年、夏衍、曹禺到闻一多、吴宓、黄宗江、汪曾祺、刘绍棠、杨绛、周有光,再到李劼人、何其芳、沙汀、艾芜、李亚群、周克芹、车辐……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文坛要人,还是江湖的名流雅士,抑或是民间的凡夫俗子,在马老笔下都各具个性、风采迥异、跃然纸上,其人生蕴含的理想、信仰、价值、追求,至今仍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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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生,我的文艺生涯与马老的最初关联,还是在那场“文革”中。那是1966年酷暑,我在成都酱园公所街小学任语文教员,被集中起来搞运动,我这个还不到20岁的文学青年,竟被当成“马(识途)、李(亚群) 、沙(汀)的黑爪牙”被揪了出来。天呀,说实话,那时我连这三位自己敬仰的大领导、大作家的尊容都尚未见过,怎么会糊里糊涂地就成了他们的“黑爪牙”了呢?原来,其时,北京正在猛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上行下效,四川也要揪出个与之相对应的“三家村” ——那便是马、李、沙的“三家村”了。马识途时任西南局宣传部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管文艺的副部长,再加上四川文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人沙汀。从邓、吴、廖到马、李、沙,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学教师,只不过在《成都晚报》《四川日报》上发表过十几篇小杂感之类的豆腐块文章,就被顺藤摸瓜地抓出来当了“黑爪牙”。既被揪出,周末是不准回家的,须关起来交待“罪行”。记得家中老母亲赶到集中地的守经街小学门口寻子,抬头望见教学楼上那迎风飘浮的“揪出马、李、沙的黑爪牙仲呈祥”大幅标语,顿时便晕了过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正因为此,“四人帮”一旦覆灭,新时期一经开启,马老、沙老(李亚群老惜哉已去世)才注意到我这个并未曾谋过面的“黑爪牙”,并格外有点儿关照。1978年,组建四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吴野老师奔走四方,意欲调我,就得到了时任主管部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老和办公室主任卢子贵的鼎力支持。之后,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副所长要调我去北京参加由朱寨主编的国家重点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学习与写作工作,也得到了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沙老的特殊关照。

  其实,早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四人帮”疯狂反扑,又刮起批判“右倾翻案风”逆流,刚解放出来在四川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的马老就身处逆境而以特殊的方式对我进行过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言传身教。那时,也是刚解放出来的老作家艾芜回报生活、为民立言,以真情实感创作了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短篇小说《高高的山上》。谁知因此祸从天降,被诬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作横遭批判。我当时在《成都晚报》帮忙打杂,奉总编辑章文伦之命,携一份措辞激烈的批判《高高的山上》的清样到省委宣传部请主管副部长马老审示可否发表。(其实,章总编辑也在使用“缓兵之计”。)马老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我呈上清样,他接过去,严肃深沉地说:“艾芜是刚解放出来的老作家,批判他的新作要慎之又慎。清样留下,待我认真看后再议。”他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拍着我肩,意味深长地说:“小仲呀,我们都是挨过批的人,批人批作品务必实事求是呀。”马老这番话,言简意赅,对我震动很大。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深切领悟到他严谨的实事求是精神,体味到他对艾老换位思考后的真挚情怀。果然,这是马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铸就的“缓兵之计”——后来的历史雄辩证明:马老对艾老及其《高高的山上》冒着风险的保护,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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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对唯物史观的笃信和操辩证法的娴熟,给我教益极深。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作协创办了文艺理论批评刊物《当代文坛》,马老亲自兼任主编,并点名要我返川作助手兼副主编。每次向他汇报办刊思路,他总是强调一要注重导向,二要注重四川特色。他说,注重导向就是要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定力,切忌追风趋时;注重四川特色就是要大力推荐评介四川作家作品。马老主张对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文艺理论批评成果要借鉴,但切忌今日追意识流、明日又追女权主义,“言必称希腊”,用西方文论来导引剪裁中国当代文学。为了高扬四川特色,培养地方作家,马老任主席的四川省作协还专门借成都郊县的新繁荣誉军人疗养院宝地办起了“青年作家培训班”,集中了谭力、雁宁、魏继新等数十名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由时任《四川文学》主编履冰(李友欣)老师和老作家黄化石等授课辅导。马老和履冰老师还要我任辅导员,督促我要为每位学员的新作写出有分量的长篇综合评论,在《四川文学》上连载。我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向马老、履冰老师求教,获益良多。记得有一次,我把学员每人新创作的短篇小说放在文件袋里夹在自行车座后的架子上,骑车回编辑部,脑子里想着哪篇小说应着重评点什么,未注意后架上的文件袋。殊不知,骑到编辑部,下车一看,大吃一惊,文件袋不知何时被颠簸丢了。我惶恐不已,赶紧返身骑车沿途去找,终未寻着。马老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我骑车时顾此失彼、单向思维,不足取也。履冰老师只是淡淡批评我“太不小心了”,便布置各位学员找出底稿,重新复写,这才保证了《四川文学》按时发排、付印、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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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对川籍作家,从周克芹到魏明伦,再到阿来,当然还包括重庆升格为直辖市之前的罗广斌、谭力、雁宁等,都十分关照。《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中对周克芹的专篇回忆,马老对周克芹亦师亦友的关怀备至,对英才早逝的痛惋,读来令人涕泣。马老写此书,曾有言道:“一、列入本书的人物,全是去世了的;二、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曾经和我有点关系,至少是我认识的;三、我写的都是我回忆得起来的事实,或者偶有错误,我无法去查对了;四、最后还想说一句,又一度想学巴金,我说的是真话。 ”言之凿凿,情之深深。不久,我调进京专注于完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项目任务。马老谆谆嘱咐:“我出生在忠县石宝乡,1931年北出夔门,求学革命。巴蜀虽多才,但欲成大才,必出夔门,到外面广阔的世界闯荡锻炼。巴金出川后,始有《家》《春》《秋》;沙汀赴沪转延安,始成《淘金记》《还乡记》《困兽记》;艾芜南行,终得《南行记》;李劼人能写出《死水微澜》,也与他赴法国留学经历有关。您务必珍惜赴京求学求职的宝贵机会呀。”这段叮嘱,始终刻印在我的脑海、铭记于我心中。2010年,我接到四川省文联的通知,要我返蓉参加“魏明伦从艺60周年研讨会”。我与明伦兄,手足之情,多年深交,遂匆匆返蓉,与会者有马老、李致(巴金之亲侄、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和余秋雨、贾平凹、季国平等名家。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孙家正还题赠魏明伦“五味俱全精彩迭出”八个大字。在会上,马老热情洋溢地肯定魏明伦这位“巴蜀奇才”在川剧剧作、杂文、碑赋三方面的出众才华和取得的骄人成就,又进而进言,期望魏明伦余年能发挥独特优势、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川剧剧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如《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变脸》这样的经典剧作,真正成为“川剧界的莎士比亚”。言罢,全场掌声四起。我从心底感受到马老对明伦兄的殷殷厚望,并深以为然。纵使天才,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而艺术之海无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艺术家都在以有限的人生精力应对无涯的艺术创作之海,以有限应对无限,这就需要集中精力抓住主要矛盾。惟其如此,即便像鲁迅这样的第一等天才,尽管在小说、散文、考古、金石、诗歌、历史诸领域里都才华横溢,但晚年都不得不放弃写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之夙愿,而专注于“战斗正未有穷期”的杂文创作。殊不知,在场的余秋雨先生却道出了一番不同的见解。余先生的大意是说,21世纪已与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期望魏明伦成为“当代中国川剧界的莎士比亚”是不可能的。我甚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曲解了马老期望的原意。因为明伦兄自己就把川剧喻为“母亲”。他说过:“川剧是孕我的胞胎,养我的摇篮,哺我的乳汁,育我的课堂。她与我形影相随长达半个世纪,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她对我的陶冶,我受她的影响,写下来将会是一部沉甸甸的书。”“地道川味,早已化入我的潜意识,就连我荒诞的思维方式和笔下的这一点幽默,也是来自她的遗传基因。”我断定,连明伦兄也会赞同马老而不以余见为是的。但出我所料,马老却含笑听完余先生高见后,对我道:“秋雨的意思,是要魏明伦和我们懂得必须与时俱进。 ”听罢,我更深切体悟到马老之“识途”高见,正是源于那种可贵的包容豁达、择善而从的文化心态和人格魅力,这是多么值得吾辈学习效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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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有句名言:“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巴金是中国的良心。”马老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我始终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中国人,虽然只看见过两次,却一直是我人生途程上立着的一块丰碑。马老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里有专篇浓墨重彩地回忆了自己两次见鲁迅的情景:第一次,1932年,他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上学,同学约他到和平门外的师大操场参加一次进步学生的秘密集会,其实是听鲁迅讲演。“不多一会儿,看见一个个儿不高比较瘦的半大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客套话,就开始讲起来。哦,这就是鲁迅!鲁迅讲了些什么,他那个腔调我听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鲁迅,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也就够了。不多一阵,鲁迅讲完,忽然就从桌上下去,消失得没有踪影。”这段文字笔底流淌出的是一个北出夔门来到北平求学的高中学子对初见鲁迅的崇敬、膜拜和狂喜,是多么真切动人啊!第二次,1936年,马老在南京中央大学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秘密学联。10月,鲁迅逝世,山高水长。为了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出殡活动,他告假赴沪,只见礼堂门外高挂“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挽联,遂拍照永存。挤进礼堂,他远远看到灵柩中鲁迅“睡”在那里,再拍照永存,然后参加送葬群众队伍,在路上还和警察、特务发生冲撞,至万国公墓完成送葬后始返南京。这两次平实无华而充满真情挚感的回忆记述,浸透着“鲁迅魂”,是我读到的、所有见过鲁迅的前辈的类似回忆中,印象最深刻、思想穿透力最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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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还深情地说过:“文学泰斗巴金老人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作家。”马老以百岁零七之高龄撰写《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就立誓要学巴金讲真话。早在1987年秋,被誉称“蜀中五老的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就相约聚会于成都,共游新都宝光寺、桂湖草堂蜀风园、李劼人故居“菱窠”,盛传为当代文坛之佳话。其时,“五老”之中,马老行五,受命作《桂湖集序》赋诗以纪其事。“问天赤胆终无愧,掷地黄金自有声。”“才如不羁马,心似后凋松。”马老对前四老,敬重有加。尤其与巴老,蓉沪之间,互致问候,常在念中。巴老曾托侄儿李致带新著《再思录》签名赠马老,马老随即回赠新著《盛世微言》,并题曰:“巴老:这是一本学着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说真话”,这是马老立下的誓言。2005年,巴老仙逝,马老因故不能赴沪送行,又特作《告灵文》,嘱爱女万梅灵前代祷,并再度立誓:“而今而后,我仍然要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马老学巴老,为吾辈学习文坛前辈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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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真话”是为了求真理。马老面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某些不正之风,总是一针见血,敢讲真话,勇求真理。一段时间,文坛“趋时”,刮起了“娱乐过度风”乃至“娱乐至死风”。马老很忧虑,对我说,鲁迅当年有篇杂文,题为《趋时与复古》,他既反趋时,也反复古,认为两者殊途同归。时尚是需要硏究分析并正确对待的,但时尚的未必全是永恒的,而永恒的未必全是时尚的。文艺要通俗,但不能低俗、庸俗、媚俗;文艺要娱乐,但不能娱乐过度乃至娱乐至死。他先后在《人民日报》撰文,旗帜鲜明地反对唯票房、唯码洋、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的唯经济效益倾向,批评文坛的“三俗”之风。石破天惊,令人叫绝。尤其令我深受教育、倍感鼓舞的是,马老于2018年5月25日以104岁高龄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头条发表长文《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指出:“一切文艺都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但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文艺作品有思想性、艺术性、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的所谓‘五性’,我不以为然,却难以分析,直到读到仲呈祥同志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判明。他提出要区分文艺理论上两组不同的概念,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产生于作品创作过程中,而认知性、教育性和娱乐性以及我们经常说的观赏性则产生于作品问世以后。一个在当时,一个在事后。思想性和艺术性属于创作美学的范畴,认识性、教育性、娱乐性以及观赏性等都属于接受美学的范畴,是不可以混同的。”“我很赞同这种说法。……娱乐性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有个度。过度强调娱乐性就有可能让食利之徒为了获取扩大化了的利润,而乘机大量生产和制作‘三俗’作品。这些作品与我们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相左,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带来不小的危害。”分析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与其说是马老读了我的文章有感,倒不如说是我从马老那里学习了辩证思维。

  有一段时间,文坛刮起了一股“民国复古风”,失度地吹捧抬高一些民国时期政治倾向不那么好的作家、艺术家,贬低丑化一些革命的作家、艺术家,美化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马老对此,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予以有力驳斥。譬如,他爱憎分明道:“近年来,有人以不屑或惋惜口气,甚至带几分揶揄挖苦贬低郭沫若,甚至阴私揭发、人身侮辱。这是黑白颠倒!”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伟大人物、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无不犯错之人,没有完人。马老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中为郭沫若开专篇辩诬:“我不是说郭沫若没有错误,我是说如果发现他在学术研究上、某些创作上、某些行止上犯有某些缺点和错误时,不要带有某些主观的臆测、某些不实的夸大甚至诬蔑,乱下结论、乱戴帽子,甚至侮辱人格。而且在指出一个人的错误时,要顾及他的一生行径、他的主要成就方面,分开主观与客观、大行与细节方面。”这正是鲁迅主张的要“知人论世”, “考其全人”。马老深情正直地呼吁:“希望研究者诸公拨乱反正,给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一个不朽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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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百岁时,中国作协曾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一次很有气场的书法展。马老自幼临汉碑、习汉隶、学名帖,练就一手或厚重或清秀的好书法,进入了以心书字、循古而不囿古的高境界,堪称当代一大书法家。但他一直谦称自己并非书法家,直至去年在家乡重庆(忠县今属重庆)办107岁书法展时,在展厅《告白》中落款仍为“写字人马识途”。书法家如是,作家亦如是。明明有《老三姐》《找红军》《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夜谭续记》《川西历险记》《盛世危言》……彪炳文学史册,却始终称自己只是个“业余写作者”。马老的虚怀若谷,可见一斑。尤为可贵的是,他不忘初心,心系人民,还把自己数次书法展获得的几百万元悉数捐献,为支持四川大学学子实现“文学梦”设立了奖学金。

  在马老百岁书法展上,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特来观展,马老特意把我叫过去,有意味地称:“你也姓马,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呀!”我脸红了,深知这是几十年来马老对我的教诲与厚望。我想起不久前,马老曾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现在从事影视艺术评论,不少反映解放前隐蔽战线斗争的谍战剧,细节违背生活真实,不懂地下工作的纪律,要照荧屏上剧中的做法,恐怕地下工作者早就‘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被敌人抓进监狱了!”写过《川西历险记》、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马老,一语中的道破了悖离生活真实、按西方类型片模式胡编乱造的某些谍战剧失败的真谛,直说得我耳根子泛红。之后,2014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我被选为首届主席。马老闻讯,又托人带来一幅他的珍贵墨宝:“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仰望马老手书的郑板桥名句,那雄浑苍劲的隶书,我明白,马老是在激励鞭策我旗帜鲜明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之后,马老还把新出版的他根据自己的亲身地下工作经历创作的20集电视剧剧本寄给我,我虽四方推荐,但不识货想赚钱的投资方却至今仍未开机。每念及此,我都深感愧疚,对不起恩人马老,对不起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先辈,也对不起自己从事的文艺评论事业。

  琐忆至此,仍觉对马老的感恩之情意犹未尽。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像马老那样为人、为学、为文,砥砺向前,奋进不止,力争也能锻造成为“识途”的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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