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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歌谣传统 促进新诗发展
作者:徐佳佳 来源:文艺报 浏览次数:1674次 更新时间:2022-07-08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歌谣作为人民创造的艺术形式,贯穿了百余年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始终,并几经沉浮、影响深远。从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对歌谣的广泛收集和推广,到中国诗歌会倡导汲取歌谣艺术精粹创作无产阶级诗歌,再到苏区诗歌和延安诗歌借鉴歌谣推动文艺大众化,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借鉴民歌推动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还有各地民间不同时期流行的民间歌谣,都体现了百余年来中国歌谣的活力。中国歌谣始终保持着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广泛关注、对民间艺术的充分挖掘和利用、对审美秩序的重构,并以此参与着中国新诗发展的进程。“歌谣是诗的母体”,重新梳理并继承歌谣传统,对于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雅俗共赏的优秀诗歌,进而构建民族的、现代的中国诗歌理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关注

文艺必须深深地融入人民生活,不能脱离大众、脱离现实。虽然诗歌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复制,但却与时代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只有那些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生活痕迹的作品,才能真正让诗歌获得亲和力,赢得更多读者,产生更大影响力。

歌谣作为原始的诗,从一诞生起,特别是在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着观照普通民众生活的立场。遥远的《诗经》、楚辞、汉乐府自不必说,它们就以真切表现普通民众生活而著称。而这一特质在1918年刘半农、钱玄同、沈伊默等发起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中被重新发掘和重视,并成为推动诗歌变革和参与新诗创作的重要因素。

然而随着五四运动落潮,更加关注个体感受和体验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诗人的创作逐渐增多,并引发了新诗创作内容取向的争论。其中,尤以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对其批评最多。他们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诗歌应该成为革命的武器,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应该拥抱普通民众的生活,而歌谣则是最好的榜样。在这一理念影响下,蒲风、杨骚等大加借鉴歌谣传统,积极表现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对工农群体的悲惨境遇和斗争实践进行了真切再现,展现了诗歌对苦难的关怀,拉近了诗歌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大量中国诗歌会诗人离开上海,来到苏区,并通过与工农群众近距离接触,亲身参与苏区社会建设和革命战斗等,让他们对普通民众生活从一种想象变成设身处地的参与。加上当时歌谣在苏区普遍流行,因而借鉴苏区歌谣创作的诗歌普遍呈现出对民众生活更加立体、丰富和全面的描写,及对苦难的根源和出路更为理性、切实的思考。

苏区诗歌的这一创作传统不仅被延安诗歌所继承,还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民众精神文化需要日趋多元化、多层次的新时代,继承歌谣对民众生活广泛关注的传统,奋力书写新时代民众生活的深刻变化和对未来的广泛期待,表现他们的真实情感,不失为让当代诗歌拥有生生不息艺术魅力的一个尝试。我们知道,当下新诗面临的一大诟病是,诗歌写作偏于个人化,较少涉及民众真正关注的命题。有些诗歌即使关注了,要么写得过于晦涩,要么写得过于口号化,缺乏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索。

对民间艺术资源的充分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能否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民族性,是当代诗歌能否在世界文艺舞台更好绽放出自己魅力的重要因素。歌谣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资源,无论是语言,还是节奏、韵律等,无不带有中国民族文化的烙印。而这一特点不仅影响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更影响着新诗的建设与发展。

五四时期,一些过于“欧化”的新诗不仅读起来不顺口,理解起来也有难度,大多不为民众喜爱。一些诗人对此进行反思,纷纷回到民间艺术资源中寻找新诗创作出路。而歌谣节奏明快活泼、文本内容朗朗上口的特征恰与当时苦寻表达方式的诗人们的需要不谋而合。因此,充分汲取歌谣的创作资源,成为新旧诗歌转换之交诗人们探索新诗创作路径的一个重要尝试。而这也让中国新诗在创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民族色彩。这正如朱自清所说:“我们主张新诗不妨取法于歌谣,为的使它多带我们本土的色彩;这似乎也可以说是利用民族形式,也可以说在创作一种新的‘民族的诗’。”

这些民族化探索,在苏区和延安的诗歌创作中又被大规模实践,并让诗歌真正走向大众。在苏区,出于战争动员和社会建设等需要,诗歌的社会功能被高度重视。而要充分挖掘和发挥诗歌的这一功能,则需要让诗歌借助当地民间文化资源实现本土化、通俗化,因而备受当时苏区民众喜爱的歌谣就成为首选。不同于五四时期诗人们让诗歌歌谣化,苏区的诗歌主要进行“歌谣诗歌化”,赋予歌谣诗形、诗质等,完成对歌谣的诗性改造。在诗形方面,苏区诗人们在保留赣南苏区山歌小调、采茶歌曲调等韵律的基础上,赋予歌谣“声调重叠”“首句采择”等诗性节奏;在诗质方面,则在坚持保留歌谣中的方言俚语的前提下,用文学化语言对歌谣内容进行诗化改造,让诗歌既便于口头吟唱,又利于书面留存。到延安时期,诗人们在继承苏区歌谣诗歌化创作理念的基础上,用更具民间特色的“信天游”和陕北、晋绥群众的日常口语,实现了诗歌的诗形解放和诗质提升,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表达空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新民歌运动中,民间的艺术资源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新诗的创作与发展。到了当下,诗歌发展的养分更加多元化,尤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语言和网络平台不断参与到歌谣创作之中,为新时代诗歌的大众化表达提供了更多可能。我们需要合理撷取当代民众鲜活的语言、表达方式,让新时代诗歌具备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及文化意蕴。

对民众审美的充分考量

诗歌作为一种美的艺术,其遵循的美学原则和审美取向,直接影响着诗歌的风格气质。因此,写出符合民众需要、展现时代风貌的审美趣味,成为新时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课题。纵观百余年来的诗歌发展历程,歌谣的审美追求始终影响着新诗审美秩序的构建。

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中,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就提出,借鉴歌谣创作新诗时,要保留歌谣的天然本真特性,“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鲁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建议新诗要学习歌谣,“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这些折射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渴望用歌谣淳朴浪漫的特质,改造旧诗歌的审美导向、重塑中国诗歌内在品格并促使其走向现代化的理想追求。

之后,这一理想追求始终被新诗写作者们所坚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借鉴歌谣审美传统,创作了大量合唱诗,表达底层群众强烈的反抗精神。在苏区,随着文艺工作者从“你们”到“我们”创作立场的转变,诗歌审美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大量简洁明快又极具感染力、战斗性的诗歌。随着延安时期工农兵文艺创作者的大量涌现,以及知识分子“拜群众为师”,诗歌创作进一步朝着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

这一审美转变和确立对新中国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歌运动中被大规模实践,让诗歌成为展现普通民众审美旨趣的重要载体。而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彰显和引领文化风尚,应该结合时代精神,站在更高的视点观察民众生活的变化,理解他们的情感动向,及时地、深入地思考,丰富和重构属于新时代的审美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要“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今天我们回顾和总结歌谣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经验,目的就是继承和发展歌谣传统,将诗歌发展与书写普通民众生活、挖掘民族文化、展现时代气象相融合,不断探索诗歌在语言、生命及自由等多重向度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歌谣化也只是新诗发展的一种可能,它针对的是当下诗歌过于“个人化”、“私语化”和“晦涩”的问题,不能要求所有的诗歌都变成歌谣。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倡导诗人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艺术的多样化,让文学的百花园更加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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